中国税务居民应就境外收入申报纳税的依据是中国税法，而非CRS创设新的纳税义务，CRS是2014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跨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实质上是跨境信息收集与交换机制，目的是国际合作打击跨境逃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称应税交易)，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税。涉及到货物，必须属于两种情形之一，才需要缴纳增值税：要么属于销售货物(应税交易的一种情形)，要么属于进口货物。

以合伙企业系个人所得税的税收透明体且实行“先分收入后纳税”的规则，税负最终由合伙人个人承担的理由，主张应对其适用或者比照个人转让限售股征税，实则没有法律依据。

建立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要依据《工会法》有关规定，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上级工会要建立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收缴台账，按照调整后的经费上缴周期及时汇算其年度上缴经费，并于每年足额返还其上缴的工会经费。

扣缴义务人也可以成为逃税罪实施的主体，对此并无争议；但如果扣缴义务人不缴、少缴税款数额巨大的，能否依照《刑法》第201条第1款关于纳税人逃税数额巨大的规定处罚?

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必须建立统一的司法适用标准，从最新的《税收司法解释》到接连出台的司法判例，已经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增值税税收安全。行为模式必须是骗取国家税款，对此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形，进一步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出发，对行为人获票原因进行分析，考察其主观上是否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

在跨境电商合规化浪潮下，9810模式(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凭借“离境即退税”的政策红利，成为企业突破资金周转瓶颈、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选择。但该模式涉及海关备案、数据对接、税务核算等多重环节，实操复杂度高且法税风险隐蔽，稍有疏忽便可能引发合规危机。

虚开犯罪的主犯认定法律核心依据为刑法第二十六条与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而在成立单位犯罪的场景下，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往往会被认定是主犯的重要对象。

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应于建立年金计划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年金方案、人社部门备案函等资料；若年金方案、受托人或托管人发生变化，应于次月15日内重新报送。同时，企业与年金托管人需要实行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确保税务信息准确传递。

鉴于《气候准则(试行)》要求企业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当期和预期财务影响。企业需培养和提升对可持续信息披露事项的精细化财务核算能力，以按照披露需求，恰当量化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企业报告期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有效识别可能对下一年度报告期间相关财务报表的资产和负债账面价值产生重大调整风险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等。

气候准则是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的首个具体准则，是继2024年11月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财会〔2024〕17号，以下简称“基本准则”)后，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稳步推进的重要进展。

企业碳排放配额交易在增值税处理上被认定为“销售无形资产”，而在会计处理上分别通过存货、其他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核算。从税务监管角度，税务机关一方面要识别差异的原因，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因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差异过大可能导致的税源流失。

从逻辑上讲，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解释为“从国库骗取税款”，将使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基本消失，而不仅仅是大幅减少。但是，对于有些司法人员来说，定罪的逻辑讲不通的时候，无逻辑的定罪思维就可以大显身手。

要终结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司法乱象及恢复司法在税收法治中的公信力，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和捍卫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厘清“虚开”与“虚抵进项税额” 的法律内涵，辨明二者之间的实质关系，并严格划清与逃税罪的逻辑界限。

受控外国企业，最早来源于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税收立法(1962年的《国内收入法典》)；系针对在境外设立的壳公司或其他不具有足够实质性的公司的税务判定；根据该等税务判定，相关的境外子公司层面的利润，会被视同分配给居民所在国的企业或个人，并被征收相应的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

《关于保险合同准则转换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该文件就保险企业在执行《保险合同准则》过程中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事项进行明确，以协调新准则实施与企业所得税规则之间的差异，确保税会衔接平稳、征管有序。

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实物形态，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包括技术、商标、著作权、商誉、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资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等。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的正式文本：税务机关依法调整。虽然没有删除一般反避税表述，但实际上，规定依据《税收征管法》来调整，就是不能自由裁量，必须依法调整。

两头在外”业务因供应商与客户均不在企业注册地、业务真实性核实难度大，成为监管聚焦的核心领域。事实上，“两头在外”并非天然违规，其核心特征是中间商仅承担交易撮合、票据开具等职能，不直接参与生产加工，货物或服务通常由供应商直接交付客户，这种模式在大宗商品流通、跨境贸易等领域具有其商业合理性，但部分脱离实质的“伪交易”已成为税收流失、市场紊乱的重灾区。

对于原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等长期资产，即使混合使用于不允许抵扣项目，也可以全额抵扣;超过500万元的，采取“购进时先全额抵扣”，后续再根据调整年限逐年调整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既保障了纳税人的抵扣权，也更好体现了消费型增值税的特点。

税务圈和法律圈都在热议一个“同案不同判”的怪现象：同样是上游企业被税务机关认定虚开发票，下游企业拿着这些发票去法院起诉，有的法院说“你没资格告”，直接驳回；有的法院却说“你可以告”，还指令立案受理。

境内应税交易的界定新增“金融商品”与“境内消费”的明确规则。原规定中，货物起运地或所在地在境内、不动产及自然资源所在地在境内的要求保持不变;变化在于销售金融商品时，若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或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即属于境内应税交易。

税务局以后查增值税，不再仅仅看你有没有票、货、款对上，还会像查所得税一样，问你：你这么折腾，除了少交税，还有什么商业上的道理？ 答不上来，那就是“予以调整”。

在销售大型设备并提供安装服务的合同中，不能再简单地以“安装费”名义适用低税率。税务机关将审视合同整体目的：如果安装是标准化的、为达成设备销售所必需，则可能被认定为附属服务，整笔收入适用设备销售税率。

在总则章节，进一步解释了应税交易中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范围，明确了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在税率章节，进一步解释了当一项应税交易涉及多个税率、征收率时，确定适用税率、征收率的原则；在应纳税额章节中，明确了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办法和扣税凭证范围等。

增值税影响千家万户，对于企业而言，每一笔交易支付的时候均需要有对应的合法凭证，无论是货物、服务、无形资产还是不动产，只要是应税范围就需要开具发票，这不但保障了税收来源，也规范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合法合规。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36号文规定“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号文进一步将“其他个人”界定为“自然人”。《条例》明确“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

过去的政策中，支付方向个人支付款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仅限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原则上都是由个人自行缴纳。即便需要支付方代扣代缴，也是在政策中强调“代办”，而不是“代扣代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