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居民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从我国境内的合伙企业中分得的利润，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这种所得是否需要在我国境内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及如何纳税，既要考虑国际税收协定的规定，也要考虑国内法规定。

针对公募REITs的政策导向呈现出从原则性规范走向操作化细则、从合规要求走向激励机制、从统一标准走向重点支持的演进趋势。如何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资产覆盖范围，平衡公募REITs项目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并推动市场在流动性、透明度与稳定性上的优化。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中，

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以交易不真实、存在异常开票费等行为外观证据推断行为人主观骗抵目的，而以造成税款损失的事实结果作为印证骗抵故意的客观基础，综合审查以排除合理怀疑。

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即“共同申报准则”，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4年推出的全球性税收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其核心目标是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提升税收透明度，有效打击利用跨境金融账户进行逃避税的行为，从而维护全球公平、诚信的税收体系。作为全球打击跨境逃税行动的关键参与国，中国自2018年9月起正式实施CRS，目前已与包括新加坡、香港、英国、澳大利亚等在内的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动信息交换机制。

建筑服务，是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修缮、装饰，线路、管道、设备、设施等的安装以及其他工程作业的业务活动。包括工程服务、安装服务、修缮服务、装饰服务和其他建筑服务。

个人股权转让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并不直接等同于税款解缴期限的届至，更不必然触发滞纳金责任。纳税人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即重视税务合规安排，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税费承担方式及支付节点，尽可能将税款支付与交易流程相结合。

虚抵进项税额究竟是逃税罪还是虚开犯罪，主要取决于发票取得时是否属于虚开。如果取得发票时就是花钱买的，那就是虚开犯罪；如果取得发票是符合规定的，但后续取得的发票按照税法规定不得抵扣。

基于“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处罚管辖权与税款征收的管辖权由同一个税务机关统一行使的执法模式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但对于这一模式，还有值得商榷和探讨的空间，尽管在提升执法效率、强化执法决定的一致性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其合理性仍需审慎评估，尤其要谨防这种模式引发不同地区税务机关之间基于税收利益管辖竞争的可能性。

今后中小卖家会出现分化，一部分走向B2B2C的“赛维模式”，另一部分继续死磕B2C并打通合规之路。B2C出口合规方面的痛点，在于小额多频次交易，信息和单据匹配工作量大，财务税务合规负担重。

刑法对于骗税与逃税的区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相关规定中立法机关的立场仍然清晰可见。例如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是骗取出口退税罪，这是典型的骗税罪。与此同时，第二款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判定是否具有骗税目的要件时，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应纳税义务范围”，即增值税的应纳税额，它由当期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得出。

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以虚开的手段虚抵进项税额的，应以逃税罪论处，厘清了虚开与逃税的边界，在涉税争议解决实践中，纳税人还应重点关注逃税罪刑事责任阻却事由的适用，争取将风险化解在行政阶段。

税收优先权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制度，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问题长期存在争议。本文通过一则典型案例切入，分析税务机关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主张税收优先权所面临的程序准入、优先范围及行政强制权行使等现实困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货物在境内流通环节没有缴纳过增值税，行为人“无中生有”骗取出口退税且数额较大的，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而货物在境内流通环节已缴纳增值税，行为人采取欺骗方法“骗回”已缴税款的，应适用逃税罪的相关规定。

对于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有货虚开”行为，其法律定性的关键，应当回归到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实质判断上来。《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本意，是惩治凭空捏造交易以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而非制裁商业活动中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票据流转瑕疵。将二者混为一谈，既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也与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刑事司法政策相悖。

增值税法》已明确骗取留抵退税等行为按照《税收征管法》等规定处理，但《税收征管法》目前并无可直接适用的专门条款。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7号规定，对于骗取留抵退税行为的定性和处理，要结合“隐匿收入、虚增进项税额、虚假申报或其他欺骗手段”等具体手段和“骗取留抵退税款”的后果来认定违反何种“有关规定”、构成何种违法行为。

新《公司法》对于出资方式中的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了调整，新明确增加“股权”及“债权”两种出资方式。然而，处于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的后时代，土地使用权仍是商事主体较为重视且占比较高的非货币性资产，且实务中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的情形亦十分常见。

《外商投资项目全周期涉税服务指引》作为“税路通”服务品牌的全新产品之一，旨在聚焦外商投资项目这一特定服务对象，内容包含五个章节：第一章节简要介绍外商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第二至第四章节重点提炼与项目落地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税收服务和涉税风险提示，并细分为投资、建设、投产和撤资清算四个全生命周期环节予以展现；第五章节收录了常见涉税问题解答。

直播账号用途为销售自产商品，直播账号的打赏功能由企业自行决定是否开启，如果自行开启打赏功能，其取得的打赏收入应视同公司的个人主播在直播时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公司获得了收益，应当根据具体服务内容按照“现代服务”对应的税目计算缴纳增值税。如果无法分清具体明细项目的，可以按照“现代服务—其他现代服务”计算缴纳增值税。

在微短剧发展过程中，相关主体还有项目分成收入，这部分收入因参与主体类型不同，税务处理也有所不同。取得项目分成收入的主体，签约前就要确定主体类型，明确合作模式，严格按照收入性质，区分按照劳务报酬所得或经营所得计税。

对于合伙企业类型持股平台的税务管理事项，一般由管理合伙人决定，而员工作为有限合伙人往往跟随其处理，若管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涉税事项处理中判断失误、操作不规范，在被追究涉税责任时很可能“殃及池鱼”。

一致行动协议，指股东等主体间在公司治理事项上保持一致意见的事先约定，目的在于控制权集中或保障特定股东的话语权。一致行动协议多见于投资人之间、投资人与创始股东之间或创始股东之间;涉及的公司治理事项以股东会/董事会会议的协同表决为核心，还可能涵盖股东会/董事会会议的提案、召集、召开、启动目标公司审计及审批目标公司重大财务等事项。

根据OECD官方公布的最新统计信息，截至目前，全球共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司法辖区)正式签署《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CRS多边协议)，承诺实施CRS并开展跨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

金融商品转让，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的，为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当天。金融商品转让，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慈善总会接受的捐赠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也就是说，捐赠收入既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也不属于增值税免税收入。因此，慈善总会接受的捐赠收入没有缴纳增值税的义务。慈善总会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只需进行零申报即可。

最高院的这批典型案例，可能不仅没有起到指导基层法院办案的效果，反而使得裁判的标准更加混乱。涉税刑事案件裁判的规则必须立足于税法的现有规定，而不是“涵养税源”之类的空洞口号，或者专家学者们在书斋中自创的抽象概念。

最高法认为，虚开犯罪与逃税罪的界分，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主观上是基于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还是基于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纳税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的，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段，但主观上还是为不缴少缴税款，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以逃税罪论处。